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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的身体我做主（第2页）

这种对怀孕的身体可悲的无知，并没能阻止许多那些继续试图对其进行控制的人。2015年2月，在一个有关禁止通过远程医疗开堕胎药处方的法案的听证会上，一名共和党议员向一位做证的医生建议，她和她的同事们可以让患者吞下一个摄像头来判断怀孕状况—一个类似于做结肠镜的操作。“同样的操作可以用来判断怀孕吗？能不能吞下摄像头来帮助医生判断是什么情况？”她回答说不行，因为胃和子宫之间没有通道。16

2019年5月，另一位共和党议员建议，出现宫外孕时不应流产：应该把胚胎从输卵管（绝大多数情况下，宫外孕发生于此）重新植入子宫。17 这显然不可能。宫外孕一般都是痛苦不堪的，胚胎几乎没有成活的可能，需要紧急就医。18通常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法就是人工流产—可以使用氨甲蝶呤等药物使妊娠停止，胎儿组织重新被身体吸收，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手术。如果没有这样的治疗，95%的情况下会出现输卵管破裂，这些可能致命的紧急医疗事件在与怀孕有关的死亡中占很大比例。19即使病人活下来了，她们将来往往也很难再怀孕，即使怀上了也很难保住胎儿。所以，即使是从反对堕胎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建议也是非常荒唐的。

尽管如此，保守派网络杂志《联邦主义者》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 《治疗宫外孕真的需要流产吗？》的文章。20在这篇文章中，权威人士格奥尔基·布尔曼主张终止所有合法堕胎，包括宫外孕，尽管很显然这个政策将付出生命的代价。她认为，“堕胎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相反，她建议让患病的输卵管破裂，希望一小部分胚胎能以某种方式将自己重新植入“一个更安全的位置”。布尔曼承认，的确，“知道某种身体状况可能导致很小的死亡概率是很可怕”，但是，“那么小的概率会让你特意毁掉自己的孩子吗？如果知道极有可能不必堕胎，你还愿意做这些让自己良心不安的事吗”？针对这种胡说八道（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的概率极高）外加让人产生愧疚感的组合套路，《阴道圣经》（The Vagina Bible）的作者、世界著名妇科医生珍·甘特在推特上评论道：“不要试图让‘宫外孕的胎儿也是婴儿’的说法合理化！如果你从来没有治疗过一个因为宫外孕而满肚子是血的女人，在你还没有害死人之前，你给我闭嘴，坐下来好好学习。”21她说得一点没错。22

显然，很多男人觉得自己有权利控制怀孕的身体，却对怀孕的身体如何运作毫无概念，也没有兴趣去了解。显然，也有一些女性因为有人反对控制和强迫她们怀孕的做法，而认为这些反对者冷酷无情。

认为对堕胎采取严格的法律限制是为了保护生命，这种说法越来越不可信。支持这些禁令的许多共和党人，甚至是大多数共和党人，也支持一个在任期内造成七名被拘留的移民儿童死亡悲剧的政府（同时，“失去”了几千名其他儿童，或更准确一点地说，是偷走了几千名其他儿童）。23 许多支持这些禁令的共和党人也支持死刑。就在亚拉巴马州签署了美国最极端的反堕胎法案的后一天，凯·艾维拒绝让一名死刑犯缓刑，这名犯人随后被处决。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另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的男子也在等待同样可怕的死亡，他将被执行注射死刑。24人们不禁要问，生命到底是神圣还是不神圣？

绝大多数支持这一反堕胎立法的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美国产妇死亡率高得惊人的问题（特别是黑人、美洲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女性）25；他们对让贫困儿童获得额外子女抚养费的问题几乎没有兴趣；他们不关心劣质食品和水（包括众所周知的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水污染事件），导致许多美国人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他们极其反对扩大平价医疗服务；他们往往对警察暴力和国家批准的处决极为冷漠，这些问题现在因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迫切关注。26

还有一点，堕胎合法化后，堕胎率并没有上升，女性不再需要寻求非法堕胎的途径，但反堕胎活动家对此不以为然。27非法堕胎会产生更为糟糕的健康后果—有时是悲惨的后果，包括死亡。

因此，反堕胎运动关心的并不真的是生命，也不真的是出于宗教原因—至少并非像眼下这样，把这个运动在文化上和基督教的宗教教义直接联系起来。诚然，个别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反堕胎立场是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参与当地的宗教文化—他们也许是真诚的，说的也是实话。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地方宗教文化很容易以其他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特别是，近年来为了明确的政治目的，福音派对堕胎的态度受到了蓄意操纵。

这些政治目的从一开始就利用了反女权主义的情绪。法律学者琳达·格林豪斯和雷娃·B.西格尔在一系列重要的论文中表明，当代美国的反堕胎运动起源于在“罗诉韦德案”(1)判决前提出的“3A战略”(2)，这个战略是为了动员原来投票给民主党的美国人把票转投给共和党，向他们强调迷幻药、特赦（针对所谓的越战逃兵）及堕胎造成所谓的道德威胁—对核心家庭构成威胁。格林豪斯和西格尔写道：

随着［尼克松］竞选活动的进展，共和党战略家们越来越多地将堕胎作为一种令社会保守派担忧的文化潮流的象征，这些保守派为人们不再尊重传统而忧心忡忡。在1972年8月为《纽约时报》写的一篇题为《尼克松将如何取胜》的文章中，政党重组战略家凯文·菲利普斯夸下海口，声称因为运用了“南方战略”去争取1968年支持［乔治］华莱士的南方选民，共和党马上就可以取得胜利……

菲利普斯预言，共和党人要“集中攻击的议题是社会道德”，他警告说，在秋季竞选中，共和党人将把［票数领先的民主党竞选人乔治］麦加文标记为“3A候选人—迷幻药、特赦、堕胎”，并指出“这样的策略将有助于把麦加文和美国中产阶级深恶痛绝的文化和道德观联系在一起”。28

不仅如此，正如两位作者指出的，“在这种处理下，对堕胎的攻击不仅仅是针对堕胎本身”。29在前一年出版的著作中，格林豪斯和西格尔指出：

通过给麦加文冠以“3A候选人”的恶名，谴责作为一种随意放纵的青年文化的堕胎权，侵蚀了传统的权威形式。反对堕胎权的理由并不是说堕胎是谋杀，而是因为堕胎权（像要求大赦一样）使传统角色的解体得到法律认可，根据传统，男人应该随时准备战死沙场，而女人则应该全心全意为人妻母。30

在那个时代，反对堕胎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更为广泛。正如格林豪斯和西格尔在谈到臭名昭著的反女权主义者菲莉丝·施拉夫利(3)时所指出的那样。“［她］对堕胎的攻击从未提及谋杀；她谴责堕胎，将其与‘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儿童保健联系起来。”31

总而言之，那时的反堕胎运动为了宣扬所谓的家庭价值观，利用了宗教的力量，但并不是由平民宗教运动推动的。而这些（同样还是所谓的）家庭价值观甚至都不涉及对性本身的监管：相对而言，人们对控制男人的性行为或生育自由没有兴趣。正如米歇尔·奥伯曼和W. 戴维·鲍尔最近指出的那样，男性几乎一直安然置身于反堕胎活动家的怒火之外，虽然意外怀孕十有八九发生在异性关系中，而且大多数要做堕胎手术的人都说她们的伴侣同意她们的决定，但极少有人因为男人参与了选择堕胎而给他们定罪—更别说罪魁祸首就是他们考虑不周的射精。正如奥伯曼和鲍尔所言：

虽然因为堕胎而起诉男人有合理的法律依据，但这么做显然很罕见，这让我们意识到一些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直到现在，我们在这场辩论中的态度是有问题的。男孩还是那个男孩，但怀孕的女性却一定是因为行为不检点。我们觉得，对女性的性行为进行约束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但如果对男性采取同样做法，人们会感到震惊。虽然把男人和堕胎放在一起讨论可能会显得很奇怪，但不这样做就更奇怪了，因为如果没有男人，女人就不会意外怀孕。32

要继续详述那些反堕胎支持者的虚伪性，同时又让人们看到他们可能提出的论辩站不住脚，并非难事。（例如，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一个人可以始终支持死刑，但同时仍然会反对堕胎，因为堕胎涉及的是无辜的生命。在理论上，这也许没问题，但在实际情况中，这种辩解十分苍白，因为错误定罪的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对美国黑人而言。） 在很多方面，根本没必要多说：反堕胎活动家的话越来越暴露了他们的想法。体外受精的做法是选择最强壮的胚胎植入子宫，丢弃其他剩余的胚胎。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克莱德·钱布利斯，在解释为什么号称保护受精卵、胚胎和胎儿的法案不会影响试管受精的合法性时说：“实验室里的卵子不能算，它不是在女人身体里，她没有怀孕。”33 这种评论真是太厚颜无耻了，赤裸裸地表达了反堕胎运动的真正逻辑：他们不是为了保护生命，而是为了控制女性，为了强化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期望，那就是，女人要为指定的男人“提供”孩子。34